第一章 宣边拒虏（1）
一、边报频传
崇祯十一年春三月比往年更冷，寒潮滚滚，尚未褪去。大明的北方重镇、京师西北的重要屏藩之一的宣府镇突然接到了虏人临边的军报，一时吸引了朝廷的全部注意。要知道崇祯九年，皇太极的弟弟武英郡王阿济格就是从宣府北路破关而入，率军直逼京郊，一路杀到保定府内，把繁华的京畿诸郡杀掠一空。明军居然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坐视清军逍遥来去。这段惨痛的旧事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如今不到两年，宣边又有敌人重兵集结的军报，怎么能不让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件事，不但被视为宣大总督卢象升和兵部尚书杨嗣昌结怨的起因[1]，也被认为是后来戊寅虏变的先声。
首先来看《明史·卢象升传》对这件事的记载：
明年春，闻宣警，即夜驰至天城。矢檄旁午，言二百里外乞炭马蹄阔踏四十里。象升曰：“此大举也。”问：“入口乎？”曰：“未。”象升曰：“殆欲右窥云、晋，令我兵集宣，则彼乘虚入耳。”因檄云、晋兵勿动，自率师次右卫，戒边吏毋轻言战。持一月，象升曰：“懈矣，可击。”哨知三十六营离墙六十里，潜召云师西来，宣师东来，自督兵直子午，出羊房堡，计日鏖战。乞炭闻之遂遁。
《明史》此段，基本本自杨廷麟《宫保大司马忠烈卢公事实俟传》而稍作删减，惟一不同处，杨文直言“此□（奴）大举”、“□（奴）数骑临墙”等，并不言“乞炭”。而事实上，查阅当时的原始档案，也并不存在一个叫“乞炭”的人。这不过是《明史》编纂者为尊者讳的把戏而已。崇祯十一年春来的这一群胡虏，核心自然就是辽东边外的清军。
最早到崇祯十年冬，辽东方面就已陆续有关于清军意图西掠的担忧。如崇祯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关宁总监高起潜题本报捷，东协副总兵祖大乐以“奴众二万余骑，阳猎阴窥”[2]为由，积极组织边军巡哨，意外碰上蒙古翁牛特部游骑，将其击溃[3]。高疏中引用辽东巡抚方一藻的看语，即为“屡据降夷及回乡供报，挑兵秣马，设谋甚雄。顷复四酋躬率二万余骑，越河围猎，阳以逐兽为名，意在乘虚突犯。”[4]
转过年来，辽东就陆续从逃回的汉民口中得知了清军更清晰的动向。
本月（二月）初一日，准前锋中营将杨振塘报：正月三十日申时分，……押解接获东来回乡一名夏六子，……于正月十六日亲听东奴老憨分付传事大人调各处马步达子赴沈阳，于二月初二日发，步兵达子并梯木枪炮，于二月初三日发。有马精兵达子要犯抢宁锦地方，每达子随带一月炒米，后又说犯抢关西。[5]
本月（二月）初三日，据拨□百总张文华接获来乡一名邢尚仁，……据供东奴于上年十二月内点验各夷盔甲弓箭什物等项，又督各夷上紧加料喂马。今年正月十五日，传调东西各夷头目，齐赴沈阳听点，闻听点兵时杀了几个头目，准约在二月初二三等日，一齐起身向西犯抢天朝。又说要发一枝兵马，来辽东犯抢。[6]
事实上，这些逃回的汉民的消息是非常准确的。根据《清太宗实录·卷40》记载，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正月中旬，皇太极即以西迁的喀尔喀部（明朝称之为“哈”）意图侵犯土默特部的归化城为由，要求“早夜秣马，预备糗粮，亲统大军讨之”[7]。这场由皇太极亲率的亲征，正是在二月初三出发，随行的还有多铎、阿济格、阿达礼等皇太极的弟、侄辈[8]。
二月初以来，辽东的哨探更清晰地查探到清军出兵的迹象。初四，在柳河附近有“有马达贼三百余骑，顺河往北行走”[9]，初九，在老河北“有烟火数处”，十一日，在沿伯力克地方，已经可以看见“火光蔽天，约有三四十里长”，十三日，则有“有马达子三四百骑，向骆驼山行走”[10]。
辽东方面立刻将军情上报，思宗非常重视，要求“蓟辽宣大等处各该督抚监镇道将，即着亲身赴边，设法布置，无论风雨昼夜，冲缓平险，务万分严防，勿得刻懈致疏。”[11]
此次出动清军共有二三万人，根据后续辽东接到逃回的汉民所报，则称“每一牛鹿精兵达子十名”[12]。按满八旗约四五百牛录计算，则其中满人约有四五千，其余应该都是蒙汉八旗。
思宗的圣谕层层下达，除了蓟辽宣大各边整饬防务外，更重要的是，朝廷必须立刻拿出方针，研究如何应对气势汹汹而来的清军。
对明廷来说，“用哈图奴”是北方边疆一贯的外交和军事方针。如崇祯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大同总兵王朴塘报，根据近边求市的喀尔喀部落诸夷报称：
山后东北有东奴一股，口称向我家买马。又说要与我们王子讲和，做一家齐犯。我们王子已把好言语去答应他，就差台吉五个，带夷兵二万剿杀去讫。你们各上司也当整备着。[13]
王朴塘报中指出“用哈剿奴，屡奉明旨”，但考虑到夷言未可尽凭，仍是提出对于“奴”和“哈”都要“严加隄备”。该塘报上达后，思宗批复：“据奏夷情效顺，虽难尽凭，正可乘机图奴。”[14]仍然是“用哈图奴”的这一套方针。
除了王朴和思宗遵循“用哈图奴”外，宣大总督卢象升此时也持此见，并就此方针与兵部尚书杨嗣昌进行沟通，杨嗣昌对此计也颇为首肯。二月底，杨嗣昌在给关宁总监高起潜的书信中就称：“唯卢九老（卢象升）有用哈图敌之说，谓哈此来准备与敌厮杀，不知东方亦闻此消息否？果若所云，诚卞庄刺虎之策。”[15]并在书信中给宣大督抚下令，“而哈目既引之来，当挑之斗，勿令迁延避去，而内地代受其殃”，认为这是应对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16]。
然而，皇太极此次亲征的意图，虽然号称是因为喀尔喀侵略归化城，但喀尔喀残部到底孱弱，根本不敢和清军正面抵抗。正月三十日，喀尔喀在听闻皇太极大军亲征后，立刻就仓皇遁去了[17]。但皇太极的野心并不会因为喀尔喀的退走而消散，而是继续向西进发。根据逃回的汉民供述，清方对内部就如此放话：
如西去抢得哈酋，即由边外回家，如抢不着，去的达子在（再）西入犯天朝。[18]
随着事态的明晰，明人对喀尔喀的真实情况也越发了然。不论是杨嗣昌还是卢象升，都对“用哈图奴”不再报有希望。二月二十四日，兵部上题本，前半部分虽在夸奖宣大诸臣的“用哈图奴”之说，然而后一半，话锋一转，便指出了此说的不切实际：
设或奴哈相遇，两敌相持，哈不能有加于奴，而奴反有加于哈，哈将望我之援而不足，奴则兼哈之力而有余，我又何以待之？[19]
而到三月初，卢象升在给思宗的奏疏中也直称：
用哈图□，实出于微臣愚揣之见。……今年正、二月间，哈因寻□未遇，移营而西，其或远来，难以持久，抑或意中尚自怯□，俱未可知。彼时议欲羁縻哈众，树之敌以牵□。而数万哈夷栖迟近地，我无金钱豢彼，宜防观望生心。是以用哈之说止可因势利导，未便使其必留，臣与抚监镇道诸臣亦常再四筹之矣。[20]
既然“用哈图奴”指望不上，杨嗣昌便寄希望于坚壁清野。在二月二十四日的兵部题本中，兵部便提出“并人畜于坚城，而野不遗丝毫之可掠，扼精兵于要害，而营必如山岳之难攻。彼欲战则不得，欲驻则无粮，虽有数万之众，难禁三日之饥，我伺其饥而乘其敌，破之亦易为力矣。”[21]到二月二十九，兵部再上题本，强调的也仍旧是“尽敛人畜，归并大城，悉力保守”[22]这些话。
同时，杨嗣昌对宣大、蓟州、真保、昌平等军镇做了应对战时的安排，明确“蓟辽督臣吴阿衡专心备内、宣大督臣卢象升专心备外”[23]，并要求“昌涿真保原派防兵，各宜整顿，先期上边”[24]。思宗一一批示同意。
却说皇太极的亲征大军一路西行，起初似乎是想要从喜峰口入关，但见“喜峰东西着实严谨”[25]，便又继续向西，靠近宣府边外。二月二十八日，皇太极命前锋将领劳萨赍书前去给明朝宣府官员。这封书信写得颇为不逊，先夸了一通我大清扫平蒙古、降服朝鲜的赫赫武功，然后便口口声声要与宣府官方开市，并声称，宣府如果肯与他们开市，那么“不入尔宣大之地，止征辽东”，如果不肯，“朕当令朝鲜蒙古诸大军分路纵略，废尔农时，恐复悔无及也”[26]。
二月二十九，宣府总兵杨国柱麾下的哨探飞报：独石口外三百余里处的土力掯夹儿地方，有达贼营火三十余里[27]。第二日（三月初一）夜里，又探到“贼营乱嚷，苗头相对宣镇东中二协地方”[28]。清军大举而来，已迫在眉睫。
二十九日的“营火三十里”之报飞递兵部之时乃是三月初二夜晚，杨嗣昌已在家中，兵部仅有郎中赵光抃值守。赵光抃针对急报拟了初步的意见，并拿去请示杨嗣昌。赵光抃认为，去年清军用兵朝鲜，已颇为疲惫，恐怕没有余力再西向觊觎大明。这回的营火，肯定是“西夷（蒙古诸部）过河安插，纷纷纭纭，非一二月不定”[29]。
杨嗣昌的眼光到底赵光抃老辣得多，直接点明“宣镇哨见营火，与辽报相符，此非西夷安插情形也。……此时此际，业将蓦近宣云者，其本谋抢哈，似已无疑。哈既移营而西，即有突入内边之患。”并立刻请旨，调通（州）兵四千、密（云）兵四千，出居庸、红门两处，严守陵京[30]。
卢象升在三月初三一早从口北道分巡李仙风处接到“营火三十里”的飞报[31]。他已经料定，“前西哈虽有杀奴自效之说，而日久移营，缓急难恃”，如今只有“厉兵秣马，一图大创凶锋”[32]。同时要求宣云各镇集中兵力，不许零散分兵，导致势单力孤。
然而宣镇防御的重中之重，就是昌平的皇陵。虽然去年朝廷在皇陵南山设置了一支新部队，但训练未久，不堪大用。于是，卢象升在给思宗的奏疏里明确点出了目前所急：“微臣今日仍以防护南山、巩固陵京为第一义”[33]，虽然此刻清军正对的只是独石附近，但他也不得不“先捍腹心头目”，并立刻从驻节之地阳和起行，直奔宣东南山。
此时，卢象升虽号称想要“大创凶锋”，但麾下标营原额七千，去年已调走了冯举一支去中原围剿农民军，此刻只有六千人马。就算算上宣云晋三镇兵马，也就共计两万，和后来十月勤王入卫的兵力差不多。此时，他忍不住在奏疏中抱怨：“枢臣谓兵力已厚，或者责备疆臣之言，臣政未敢自信耳。”[34]这样的话，他从未在勤王时说过。不过以情揆理，差不多的兵马，勤王时面对的却是更为焦头烂额的情况，他心里的苦处，只怕是越发沉重。这当然是后话了。
与卢象升一样，岌岌于皇陵的，还有宣府巡抚刘永祚。比起总督，他这个巡抚更有直接的守土之责。所以在三月初二接到“营火三十里”之报后，他立刻飞扑南山，并宣称“臣之此心此身，未敢轻离南山一步。”[35]倒把宣府镇城的防御丢给了分监魏邦典和口北道分守贺鼎。魏、贺两人多次劝刘永祚回镇共同商议军情，刘永祚却振振有词，只是躲在南山，不肯回镇，魏、贺二人叫苦不迭，只得上疏让兵部调刘永祚回来。
清军在宣府以北的马肺山、骆驼山中驻扎已定，就派归顺的蒙古察哈尔部人（明人称作“插”）前去张家口“讲市”。三月初三，张家口边外来了七八十个骑马的蒙古人，打头的叫七十（又译作赤食），是往年边外吃赏的“熟夷”，他声称“我们赶西哈马他过黄河去了，不得到手。因而我们来与天朝做个买卖。若不从，我们就要犯抢。”[36]并且送上了一份“禀帖”，也不知是否就是皇太极二月二十八日所书的那一份词句悖谬的书信。明军边军收了禀帖，搪塞说需要回报上司，暂且把人打发走了[37]。
谁料第二日（初四），这群人又到了北孤石儿南，这次来的蒙古人更多了，“前有二十余骑，后有二百余，分五股前来”[38]。打头的赤食带着二十多人上前询问昨日的禀帖有没有上报，又讨要吃食，明军边军也不敢给食物，又胡乱搪塞了一番了事。
到了初五，赤食又到了张家口，这回一起来的还有之前外出巡边、被清军捉去的十二个明军哨探。赤食声称：“这十二个人被我们哨马拿住，今头目叫我们送还与你，因为讲市大事，故不杀害”[39]，把人留下就走了。明军向被放回的哨探询问清军人数、来路，以及是否真的带着开市贸易的马匹。哨探回答：
苗头系从东独石边外过来的，各夷三五十一簇、一二十一簇，在山在沟，约有一千余，俱是各色蟒段盔甲。又有穿褂戴大帽的，即说南朝话，马匹俱像是骑牵的。[40]
从中可见，清军完全没有带着贸易用的马匹，这足以证实，他们根本没有开市的诚意。
这消息传到卢象升处时，他正在从天城、怀安前往宣府右卫的路上。之前的消息还只是清军临边，此刻就直接来“乞赏”了，实在是“其狡愈甚”。他立刻决定，不再前往南山，而是转道张家口，“相其缓急，临机调度”。[41]
到初五这日，卢象升已经三具塘报，两拜疏章，一刻不停地将宣府军情传递进京。按照他的分析，清兵的战略意图在于声东击西，欲将明军主力吸引到宣府，便可趁机从大同入寇内地：
臣思□□频年入犯，皆倏忽深入，满志而归，何求不得？今乃作叩关之态，效卜插诸酋所为乎？此必深知宣云稍稍有备，故来尝我、疑我、懈我，其情叵测也。不然，则姑示阴阳顺逆，缀我宣云之师，而分其精锐，直闯山西，掠食于三韩内地，其情更叵测也。[42]
此时只有“坚壁清野、严师堵剿”，自己则“亲督标旅，随方应援”。同时为防止中清军声东击西之计，他暂未敢调动宣云晋三镇战兵。但他也在奏疏中明确指出，一旦“□□阑入某地，便当厚集兵力，出奇用计，思大创之”。[43]
注：
[1]如卢象升的幕僚许德士所著《荆溪卢司马殉忠实录·枢督相左机缘》即是从此事开事写起。
[2][4]《明清史料·甲编第9本》，《总监关宁太监高起潜题本》（为四酋拥众，借猎窥□，万分叵测，遵旨广哨伐谋，官兵奋击，仰仗天威，斩获虏级器马，恭报奇捷事）。
[3]《清太宗实录·卷39》崇德二年十二月壬子条：“翁牛特部落杜棱郡王下拖克拖会及二十五人，于门绰克额勒孙地方，为明兵所杀，夺去马百有十匹。”明军塘报“及查在阵共斩虏级二十三颗，复获达马一百五十余匹，内有箭伤者多。”双方伤亡数据基本一致。
[5]《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关宁总监太监高起潜为接获回乡之人夏六子提供东奴将犯事题本》。
[6]《明清史料·甲编第9本》，《总监关宁太监高起潜题本》（为呈解接获来乡事）。
[7]《清太宗实录·卷40》崇德三年正月庚辰条。
[8]《清太宗实录·卷40》崇德三年二月丁酉条。
[9]《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关宁总监御马监太监高起潜为哨见马达贼顺柳河往北行走事题本》。
[10]《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关宁太监御马监太监高起潜为副将吴三桂报称奴贼大举西进情形事题本》。
[11]《明清史料·甲编第9本》，《兵部行“分守口北道右参议贺鼎呈”稿》。《明清史料·丁编第6本》，《兵部行“兵科抄出宣大总督卢题”残稿》也引用过该份上谕。
[12]《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总督御马监太监高起潜为接获东来回乡张友德供称东奴往西来犯事题本》。
[13][14]《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合编·卷11》，《兵部为飞报夷情事（第八十八号）》。
[15]明·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47》，《与高监起潜》。
[16]明·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47》，《与宣大督抚》。
[17]《清太宗实录·卷40》崇德三年二月癸丑条。
[18]《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关宁总监御马监太监高起潜为副将吴三桂报称解到降夷张三审取口事题本》。
[19][21][23]《明清史料·甲编第9本》，《兵部题行稿》（为捷报夷情、审思兵势事）。
[20]明·卢象升《卢象升疏牍·卷10》，《□情疏》。本篇也可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兵部为速议宣镇独石口外有窥边声息请立行赏罚以振军纪事题行稿》。
[22][24]《明清史料·甲编第9本》，《兵部题行稿》（为再审兵势，请自圣裁事）。
[25]《明清史料·癸编第2本》，《兵部题行“核实边备预整防援一事”残稿》。
[26]《清太宗实录·卷40》崇德三年二月壬戌条。
[27]《明清史料·丁编第6本》，《兵部题行“宣府总兵杨国柱塘牌”稿》。
[28]《明清史料·辛编第4本》，《兵部题“宣府总兵杨国柱搪报”稿》。
[29][30]《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兵部为宣镇酌调官兵防御事题行稿（尾缺）》。
[31]《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兵部为飞报宣镇紧急夷情并筹备兵饷事题行稿》。许德士《荆溪卢司马殉忠实录·卢公遗事》称卢象升接到军报是在“悬弧之辰”（即生日）的宴席上。卢象升的生日在三月初四，显然这个描写与明档明载的三月初三接到李仙风的塘报不合。要么是许德士记忆有误，要么是出于文学化的描写把时间往后移了一日。杨廷麟《宫保大司马忠烈卢公事实俟传》也用许说。
[32][33][34]《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兵部为飞报宣镇紧急夷情并筹备兵饷事题行稿》。
[35][39][40]《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兵部为续报夷情已近宣边并敕抚臣魏邦典速回守边事题稿》。
[36]《明清史料·癸编第2本》，《兵部题行“宣府巡抚刘永祚火牌”残稿》。
[37]《明清史料·辛编第4本》，《兵部题“宣府巡抚刘永祚塘报”稿》。此文记载的是初四日的明军边军和赤食的对话，赤食说“各上司禀帖可曾去否？不要缓了。若过了日子，我们就不肯等待。今早我王子又差一百多达子来打听，急等回话。”揆诸情理，这禀帖应该是前一日给的。
[38]《明清史料·辛编第4本》，《兵部题“宣府巡抚刘永祚塘报”稿》。
[41]《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29本》，《兵部为宣大总督卢象升塘报哨探夷情事题稿》。
[42][43]明·卢象升《卢象升疏牍·卷10》，《乞赏叵测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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