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氏县志
今天看到《元氏县志》，特别意难平。
崇祯15年《元氏县志》里写，崇祯11年的县令叫刘业嵘，他的小传中写：“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兵过城溃，十二年七月七日罹于难。”（《崇祯元氏县志·卷3·县令》）
这里似乎看不出什么，就是城破后被朝廷追责，然后砍了头。
然后再查《乾隆元氏县志》里刘业嵘的小传，才知道当时的情况：
刘业嵘，山东乐安人，进士。崇正（祯）十年任。越岁有兵至，时避难元邑者十余州县，闻诸处逆之者皆被害，民震恐。公慨然曰：“吾何难一身之死救尔数万之命耶？”至十二月初四日，兵过城溃，公尽郊劳，赠贿之礼，百姓获安。次年七月七日，朝廷以公失节，遂致于死，民为立祠祀之。（《乾隆元氏县志·卷7·官师》）
我这才想起来，元氏确实是被清军“招降”的。
《盛京满文档》载：贝子费扬古旗招降元氏县，获马骡一百一十三匹，银四千三百三十三两、彭缎一匹、良缎一匹、绸六十三匹、纱罗绫十匹，共七十五匹，银杯托盘二对。
这个贝子费扬古，就是老奴最小的儿子，当时领镶蓝旗。4333两银子，应该是把府库和城里大户人家的积蓄都搬空了吧？刘县令为了贿赂清军，保全城池，果然是舍得花血本。
那么是不是真的像乾隆志书里写的，刘县令通过贿赂清军，使得“百姓获安”了呢？
继任刘业嵘的新县令叫张慎学，他于崇祯12年2月到任元氏，看到的情况却是：“虽飞灰烟卸，尚瓦砾骈填。焦头烂额之状，入目惨心。儿啼妇泣之声，入耳痛念。”（《崇祯元氏县志·卷5·元氏县濬池创建城四角空心炮台记》）、“戊寅兵变，所过遭焚。邑中民舍，一炬几尽。”（《乾隆元氏县志·卷8·艺文·元氏县重修兵刑工及库招军器房小记》）
这两篇文章都是张慎学所写，记录的是战后恢复的情况。这样的惨状，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百姓获安”。以至于张慎学自己也忍不住发出浩叹：“谁非赤子，夫何蹂躏至此？”
确实，两种志书里都几乎看不见城中军民抵抗的记录，但还是有一些只言片语漏了出来。《乾隆元氏县志·卷7·人物》里的《列女》部分，记载了两则元氏城中妇女被清军掳掠最后自尽的记录：
阎氏，生员高笏妻，年二十二。崇正（祯）十一年冬，贼寇过犯，拥掳前去。氏以头触石血出，不肯行。寇复以刀慑之，氏骂不绝口，遂遇害。本县申文旌奖。
石氏，何起凤妻，年二十余。崇正（祯）十一年冬，贼寇逼犯，掳氏强行，遂投于井，寇为引出。绐以许行，复投于井，再捞则氏气已绝矣。
一座城池，残破到“飞灰烟卸，瓦砾骈填”的地步，要说只有这两起清兵掳掠的恶性事件，你信吗？
我不信。
所以啊，刘业嵘真的做了蠢事。他以为他救得了这座城池，但在敌人的眼中，自卸爪牙的猎物，吃起来只会更方便。
关于戊寅虏变，我断断续续在查当时陷落城池的地方志。因为已经是明末了，所以流传下来能作为参考的志书绝大部分都是清朝时修的。在我翻过的这一小部分志书里，对于戊寅虏变的描写大致分两种：一种是一笔带过，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比如井陉、藁城、巨鹿、行唐，另一种则是记载得非常详细和惨烈，比如获鹿、灵寿。
一笔带过的，我可以理解。但是总有一两家大胆的修史者，愿意记录下当时清兵的暴行。
获鹿被围时，城中乡绅魏天贵父子奋起守城，全城文武老幼一起抵抗清军，城破后全城民众几乎被屠杀殆尽。
而灵寿，有一位退休的兵部侍郎马从聘，以82岁高龄，带领全家抗清，马氏男女老少，死节者累累皆是。马家的小孙子马国璯当时23岁，分守城南，对人说：“我马某廿三岁矣，惟期致身报国耳。”最后果然战死。（《同治灵寿县志·卷12·杂志》）
他非要强调自己已经23岁了，这话听来很是好笑，确实是个23岁、意气奋发的青年能说出来的。可我读来，心中却是恻然。
作为现代人，读这些记录，其实很难生出“仗义死节正在今日”的豪迈正气。甚至当后代官绅为他们立祠作传的时候，称他们“何不幸之有”（《光绪获鹿县志·卷12·人物》），我读来也只觉得滑稽而病态。
毕竟，死了一万个人这件事，不是乡绅们笔下的“幸事”，而真的是死亡这件事重复了一万遍啊！！哪怕抗清是多么正确的一件事，他们首先也应该被当做一个人记载下来，而不是一个空虚的道德符号。
张慎学在《元氏县濬池创建城四角空心炮台记》中记录他挖浚护城河、在城头四面修建敌台的工作。文章很平实，无甚文笔可言，读来却一片惨痛。
张慎学说，他来元氏时，城池破败，又碰上大旱五月，颗粒无收。大灾大难之后，按理应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可鉴于敌人来袭的前车之鉴，他不得不在这样困难的年景里发丁鸠工，修池筑台。他长叹道：“知我者，其惟台池乎，怨我者，其惟台池乎？”
这样台池，若在承平时代，“登斯台也，可以资远眺，临斯池也，可以寄深情”，自然是一处胜景。可是当此末世，也只能是“非得已也”。
张慎学莅任元氏不过五年便即调任，新来的县令于崇祯17年到任。什么护城河，什么敌台，也不过是换得先降顺，后降清，一点用处都没有派上。
在那样绝望的时代里，似乎什么选择都是多余的，拆台的、混日子的，还是一片至诚想要救国的，都改变不了那座将倾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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